中國經濟決策以聯系實際與問題導向為原則，目前中國經濟處于新一輪周期與結構調整關鍵階段，結構性改革是主要借助市場機制推進周期與結構雙重調整的關鍵舉措，有望發揮助推新周期與新結構破繭而出的“助產士”作用。2016年有望成為中國經濟雙重調整的攻堅之年、陣痛之年、謀求突破并最終走向決勝之年。

    □ 盧鋒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中國高層定調年度經濟政策的常規性會議，但今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尋常。從借助市場機制完成周期與結構雙重調整要求而言，新的改革組合措施很有必要勢在必行。結構性改革會伴隨陣痛，然而將為中國經濟新周期新結構浴火重生奠定基礎。2016年有望成為中國經濟雙重調整的攻堅之年、陣痛之年、謀求突破并最終走向決勝之年。

    結構性改革新政不同尋常

    依據官方會議新聞稿，2003年以來歷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來年工作任務，最少五項最多八項，前三項任務為決策層最看重。2003-2012年十年間要務之首一直是有關加強改善宏觀調控內容。第二項任務有九年部署“三農政策”，另外一年是結構調整。第三項任務有九年部署結構調整，一年是“三農政策”。經濟政策重視“結構調整”，不過“宏觀調控”與“三農政策”處于更優先地位。

    十八大以后決策層經濟政策方針隨形勢變化呈現動態演變趨勢。例如2013年與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設定前三項政策要務，有關“保證糧食安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較多體現出延續性，“防控債務風險”、“轉變農業生產方式”、“發現培育新增長點”等，則更多體現經濟周期與結構調整在政策層面的反映。

    今年政策重心進一步調整。12月18-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面闡述“五大政策支柱”，專門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與擴大雙向開放工作，確認“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部署主要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中國經濟的雙重調整

    為什么近年來中國經濟政策重心明顯轉變？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政內涵？中國經濟決策以聯系實際與問題導向為原則，目前中國經濟處于新一輪周期與結構調整關鍵階段，結構性改革是主要借助市場機制推進周期與結構雙重調整的關鍵舉措，有望發揮助推新周期與新結構破繭而出的“助產士”作用。

    從改革時代經濟周期漲落背景看，中國目前處于第四次下行調整底部。由于擴張期產能過剩形成背景不同，通脹形成機制不同，失衡調整路徑不同，本輪調整時間更長難度更大，結構調整也面臨新挑戰。要素價格上升與本幣實際升值“內擠外壓”倒逼勞動密集型行業轉型，需培育足夠體量規模的新增長動能才能走出低谷。鋼鐵等重工業部門集群外延擴張接近峰值，它們在早先下行調整階段先行回升推動周期轉換主引擎功能顯著弱化。

    不過，本輪雙重調整也存在有利條件：一是近年來就業與民生形勢總體平穩，工資與居民消費維持可觀增長；二是貿易條件持續改善，2012-2014年貿易條件指數值提升20%，考慮貿易條件后2012-2014年“國內總收入（GDI）”增速分別為8.6%、7.9%、8.1%；三是借助發展階段優勢，十多個中西部省區市經濟增速高于全國中位數，3-4億人口區域“彎道追趕”有助于“區域協調發展”。

    過去幾年調整周期失衡與推動結構轉變總體取得階段性成效，然而目前仍處于雙重調整最困難階段，走出調整隧道最深部位仍需更大努力，結構性改革有望對完成雙重調整并向新周期與新結構轉換產生牽引推動作用。

    改革新政破解調整難題

    首先，結構性改革新政意在疏通退出環節以實現“去產能”目標。市場經濟環境下消化產能過剩需綜合利用幾個環節機制性手段：一是過剩部門價格較大幅度下降倒逼調減產能，二是過剩部門投資較大幅度回落抑制產能增量，三是部分難以自生企業有序退出完成存量調減。近年來前兩個環節調節取得明顯效果，然而打通退出環節面臨較多困難。

    不同于早先主要通過限制投資或利用行政手段“關停并轉”治理產能過剩，結構性改革意在通過兼并重組、破產清算、市場出清等方式疏通“有序退出”路徑，為實現市場化“去產能”目標創造必要政策條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依法為實施市場化破產程序創造條件，加快破產清算案件審理。提出和落實財稅支持、不良資產處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以及專項獎補等政策。

    其次，降成本組合措施有助于實現促調整與穩增長目標。不同于早先討論企業減負時主要強調融資難、融資貴與降低融資成本，結構性改革推出“組合拳”降低企業成本，其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降低電價和物流成本等內容特別具有針對性。

    再次，長短期政策配合化解房地產過量庫存。把新型城市化長期結構目標與房地產去庫存周期調整目標結合起來。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公租房受益范圍擴大到非戶籍人口等，將為房地產“去庫存”注入新機制新活力。

    最后，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為實現調整目標提供保證條件。新金融風險滋長繁衍速度更快與潛在沖擊更大，尤其需要重視與專門應對。

    結構性改革內涵與建議

    基于上述觀察，可以看出結構性改革包含減稅與放松管制等激發市場活力政策，然而不應與經濟學供給學派簡單畫等號。結構性改革包含“產業政策要準”多方面內容，然而也不是要回到主要借助產業政策調結構的傳統做法，因為市場經濟環境下結構演變最終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的，政府需更好發揮拾遺補缺或補短板作用。結構性改革與適度擴大總需求相互配合，并非放棄或否定市場經濟條件下總需求管理與逆周期調節。

    就其實質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遵循經濟周期與結構調整內在規律，針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矛盾與問題，利用市場機制助推雙重調整所采取的關鍵舉措。結構性改革是貫徹落實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的重要部署，也是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方針與探索“科學的宏觀調控”的重要實踐，是中國面臨后危機時期經濟困難的應對求解之道。

    就此提出幾點探討性建議：一是需重視保障退出企業的普通員工利益，市場出清與企業退出應優先妥善解決拖欠員工薪酬以及其他歷史遺留問題；二是可加快推進農地體制改革，賦予農民宅基地流轉權，以更好實現房地產去庫存與扶持新市民城市化目標，并為農民財產性收入增加創造合理政策條件；三是在目前面臨糧食第四次相對過剩形勢下，應當因勢利導把糧食和農業政策調整作為結構性改革的有機內容；四是對超預期小概率事件沖擊未雨綢繆。